邓恩铭为革命一生未婚 家书表达对家人愧疚之情

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中共一大代表,济南早期组织、山东党组织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被杀害。

1931年4月5日,在响亮的“中国万岁”口号声和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一位著名的人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这位烈士便是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他在1931年3月给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书中写道:“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出生于贵州荔波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靠亲友资助求学。6岁上私塾,10岁进入荔泉书院读书。1917年秋毕业后,16岁的邓恩铭从荔波县城出发,步行经九阡、周覃、三洞、中和、水龙、牛场,过三郎渡口抵三都县城,然后弃陆行舟,在三合大码头雇船顺都柳江而下,过榕江、从江至广西柳州,再经梧州、香港、上海、南京,水陆兼程辗转一个多月,才抵达山东济南,投奔过继给黄家当县官的二叔黄泽沛(曾在益都、淄川、沂水等地做官)。并由二叔资助,于1918年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他就坚定地当了一名职业革命家。“五四运动”爆发后,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邓恩铭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在共同的斗争中,他同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结成了亲密战友,共同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们联络进步青年学生,于1920年11月21日组织了进步团体“励新学会”。邓恩铭被选为学会领导成员之一。学会出版了以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邓恩铭经常在《励新》上发表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旧礼教、旧教育等社会现状。

1921年春,邓恩铭和王尽美等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发起建立了济南小组,创立了济南乃至山东中国的早期组织。邓恩铭和王尽美均担任小组的负责人。

1921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赴上海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9月,又同王尽美等发起建立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发展到五六十人。在中共中央代表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邓恩铭在山东区支部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工作和工运工作。

1922年1月,邓恩铭以中共代表的身份,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

1922年6月,邓恩铭从苏联回到山东后,一方面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仍然致力于党组织的发展和山东工人运动的发动。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既惊又怕,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他父母在家乡给他定了亲,来信催逼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来拖住他。邓恩铭都拒绝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表达了他在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的崇高精神。

中共二大以后,遵照党中央会议精神和党组织的决定,山东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工人运动。邓恩铭在淄博煤矿区住下来,调查了解矿工的劳动生活状况,向工人介绍世界各国及中国各地工人运动形势,教育工人认识本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在他的领导下,矿区工人很快组织起“矿区工会淄博部”,并建立了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 洪山矿区党支部,使淄博矿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22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1923年1月,日本归还青岛后,邓恩铭又被派往青岛工作。他以东镇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秘密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1923年底,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支部,担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1924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改为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任书记。

1925年2月,邓恩铭组织领导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1925年4月至5月,又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车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在斗争中,他充分发挥了组织和领导才能,使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1925年8月,他调到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任书记。1925年11月,山东地方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他被捕入狱,遭残酷折磨。后因患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1926年6月,他又再次秘密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工作。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到举办的“农动讲习所”讲课,介绍山东工运、农运情况。1927年8月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于青岛和济南之间,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破坏,邓恩铭在济南第二次被捕。他在法庭上和监狱里同敌人作了英勇的斗争,并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斗争,第一次是1929年4月19日晚上,只有杨一辰一人逃出;第二次是7月21日晚饭后,在地下党的接应下,6人冲出监狱,他却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行动困难,被敌捕回打入死牢。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面对敌人酷刑,邓恩铭依旧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31年4月5日,与刘谦初、吴丽实等22位员一起,被山东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生长于贵州少数民族山乡的邓恩铭,在建党之初能成为代表世界最先进思想的在中国的传播者,在当时开天辟地的一代先驱者中也是少有的特殊人物。这位水族优秀儿子走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贫寒区域,到了有外国租界的山东半岛,虽然看到了体现近代化的工厂和建筑,本人一时也成为“侄少爷”,却也同时目睹了惊人的巨大贫富反差。当地日本工厂的情况,正如他在调查报告中所述———“厂中并无吃饭之休息时间,一面摇铃一面吃饭。‘中国奴’、‘亡国奴’是日监工平常辱骂工人之名词,殴打工人则拳足交加”,“冬天则捉工人之颈,置之冷水管之下而淋之,必至鼻破血流,浑身结冰而后已,此则尤为日厂之特刑。”正是这种特定的环境,使他在“不平则鸣”的激情中走到了“五四运动”的呐喊行列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所见的阶级和民族压迫相结合,更加坚定了他唤醒苦难麻木的工人进行自身解放斗争的意志。靠着信念的力量,他以青春的激情参加了党的一大,在南湖红船上举拳宣誓为奋斗,此后从学校、工矿、监狱直至慷慨走上刑场,都以满腔赤诚实践了这一誓言。

邓恩铭到苏联参观时,从面包分配标准中看到员应该做出的表率作用,终生以此要求自己;他自身勤俭,并同侵吞党的经费的腐败分子进行斗争

1922年邓恩铭到莫斯科后,受到列宁的接见。他在那里留下的终生最难忘的印象,是实行的每日面包分配标准——— 红军士兵2磅,工人1.5磅,机关人员1磅,员3/4磅。就此,他明确了一个员应该做出的表率作用,后来始终以此来要求自己。

在担任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书记时,邓恩铭掌管过党的许多经费。自己一直生活清寒,每月组织发给的生活费也多被他用于接济困难的同志。家中多次向他索款,他只是回信说明自己“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他长期对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春秋都穿那一件灰白大褂。到工厂活动时,他又总是着粗布裤褂,从外观看完全像是朴实地道的工人。

-邓恩铭一生未婚,但这位中共一大的少数民族代表,用他30年的青春,照耀着无数后继 之 人 。2011年 6月3日,他的两位侄子和一位侄孙女向记者说起他的故事时,仍倍感自豪。

记者辗转和56岁的邓碧林取得联系时,他正在下乡工作的路上。邓碧林是贵州荔波县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派出所的一位民警,他的父亲邓恩光是邓恩铭的亲弟弟。

“邓恩铭是我大伯,排行老大,我父亲是老六,他们兄弟姐妹六人。”邓碧林说。

马上要端午节了,邓碧林准备忙完手头的工作后去邓恩铭的故居看看。故居在贵州荔波县玉屏镇向阳中路上,那一株两百多岁的老榕树见证了邓恩铭的童年和少年。每次去故居,他都会在老榕树下徘徊,想起伯父的家书。

邓碧林没有见过伯父邓恩铭,正是那一封封家书让邓恩铭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慢慢丰满和伟岸。16岁那年,邓恩铭到济南求学,临行时,他以诗言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到了济南后,邓恩铭在诗中表决心:“读书济世闻鸡舞,革命决心放胆尝;为国牺牲殇是福,在山樗栎寿嫌长。”

后来,邓恩铭曾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吾人欲图成一事,必经大艰难、大困苦,而后能达吾人之目的。”

邓恩铭对家人常怀有愧疚之心,他写信说:“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

邓恩铭曾多次入狱。在狱中,他还写了两封家书,说自己有望出狱,嘱咐弟弟妹妹用功读书。组织越狱失败后,他写下一首《诀别》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每当想起这些家书,邓碧林都会告诫自己,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

邓碧林的女儿邓庆梅今年24岁,在荔波县电视台当播音员。邓碧林的儿子邓凯俊今年11岁,上小学五年级。

邓庆梅说:“邓恩铭是我的大爷爷,他对我们后代的影响肯定有。家里出了这么一位前辈,我们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我父亲是中共党员,我二伯也是中共党员,目前我和我堂妹都是预备党员。”

邓庆梅告诉记者,3岁时她来过济南。当时,她跟着爷爷奶奶和妈妈被济南有关部门邀请到济南来。“去了五龙潭公园,第一次看到我大爷爷的雕像。那时,我很自豪。如今说起他,我仍然倍感骄傲。”“我的老家距离邓恩铭故居很近,以前上学,每天都从邓恩铭故居门前经过。每走一次,内心里就受到一次教育。”

王尽美的孙子王明华曾告诉记者,王尽美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而邓庆梅也表示,她的大爷爷邓恩铭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据了解,王尽美和邓恩铭都非常喜欢梅花。

王明华说,1922年1月,王尽美和邓恩铭均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在各国代表团举行的联欢晚会上,王尽美兴致勃勃地弹起三弦,邓恩铭则吹起笛子,两人合奏了一曲《梅花三弄》。“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继红,一个叫王继梅,就是希望孩子能像我祖父那样,做傲雪的红梅。这也寄托了我们对他的思念和缅怀。”王明华说。

无独有偶,邓庆梅的名字里也有一个“梅”字。邓庆梅说,她把这个“梅”字看作是对大爷爷邓恩铭的怀念。

“当年我大伯到济南求学,是因为我有一个名叫黄泽沛的二爷爷在济南当官,来信让我大伯去济南。当时,我二爷爷的儿子黄幼云也去了济南。黄幼云的女儿黄鲁妮今年86岁,在济南出生,曾见过邓恩铭。”邓碧林说。“可惜的是,这最后一位见过邓恩铭的后人于今年5月份刚刚去世。”他补充道。“邓家和黄家是什么关系?”记者问。“我二爷爷黄泽沛本姓邓,叫邓国瑾。他的姑妈嫁到黄家,没有儿女,便把我二爷爷过继到黄家。黄幼云又叫邓恩寿,是邓恩铭的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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